东北师范大学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

校友风采

more

我对人生就业问题的认识

发布时间:2014-09-17 点击次数:3237 作者:吕远   1951音乐系

       吕远,原名吕元凤,1929年生于辽宁安东(今丹东)。两岁时全家搬到吉林省临江县。1951年进入我校音乐系本科学习。1953年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建筑工程文工团任创作员。1962年任该团艺委会主席。1963年调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先后担任海政歌舞团艺术指导兼艺术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传统文化交流协会名誉理事。
       主要作品有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八月十五月儿明》、《泉水叮咚响》、《红旗迎来幸福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与唐诃合作)、《西沙,可爱的家乡》、《一个美丽的传说》等及歌剧《壮丽的婚礼》等。1980年出版《吕远歌曲集》。此外,还写有大量歌词和音乐评论文章,诗集《小冬木》获国家二等奖。
 

《流金》编辑部的同志们:
       我是在固阳的期间接到你们的传真文稿,回北京后才拜读的。我十分不安,显然,我们的车在两条不同的思路上行驶。你那里把我当做有成就的校友,代笔的文稿是我向在校同学陈述自己的事业成就。而我,却多年来一直觉得在师大毕业时,在接受分配的工作问题上,有许多歉疚,很想作一些检讨。为了让大家理解,只好由我自己来陈述了。
       先说我的历史。
       80年前,我在侵华的日本关东军的炮声中出生在丹东。父亲是逃荒到东北的山东农民,后来发展为商人。我的童年是在山东省海阳县和吉林省临江县两地间度过的。父亲让我们弟兄三人学工科,所以我们都考进临江矿山学院采矿冶金科。虽然学生时代有过许多理想,但因为始终生活在帝国主义统治和压迫之下,所以我们那时的最高理想就是打倒日本,光复中华。那时青年的普遍价值观都是爱国至上。只要有机会参加抗日,学生们都会奋不顾身的。
       日本投降,举国欢腾,我们按照正统观念在等待“中央政府”来接收,但11月来接收的却是八路军。不知道中国为什么要内乱,青年学生开始彷徨苦闷。共产党来接管了我们学校以后,开始了革命教育。我在学生时期喜欢音乐,学过西洋乐器,参加过乐队,还课外学习创作。由于我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革命世界观,只是被革命的洪流推着走的,因而常常“挨整”。不过总算是在革命运动中不断受到教育,也就慢慢跟上了形势,除了写作有时还演奏小提琴。建国以后,自己觉得要提高水平,要求上大学。经单位领导同意,1950年深秋我去了长春东北大学,那里也同意我去报到。我回原单位办理手续,年底,通知我东北大学改为东北师大。于是,我进了师大音乐系本科。学习期间,除了上课,还做些师大学生会的工作,写曲子,搞晚会,组织乐队、剧团进行演出等等。国家需要人才,我们提前一年毕业。1954年春,师大决定留我在学校做文艺组织工作。我要求搞创作。最后,领导批准我去652工地,进了中央建筑工程文工团。1954年任创作员,1962年任艺委会主席,1963年调海政文工团任艺术指导,之后是社会工作。
       再说我的认识。
       我之所以啰啰唆唆把我的历史从头陈述一遍,是想告诉同学们两件事。一件是我的历史实在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艺工作者的历史。战争年代跟着革命洪流走,建设年代随着社会发展走。宣传队,文工团,排练演出,东跑西颠,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事业可言,有什么可炫耀的?不就是写了些作品吗?创作人员不写作品干什么?至于那些称呼,与本质没有关系。
另一件是,我的历史其实就是社会指挥我写的历史,并不是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历史。我所做的事其实都是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进行的,并不是我想做什么就做得了什么。
       问题是,我应当怎样正确认识这个文艺工作,和我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历史。
       前者牵涉到对就业问题的认识,后者牵涉到对劳动的态度。
       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往往都是很偶然的。兴趣因素其实是很脆弱的,而责任心往往是决定性的。孩子们都是兴趣广泛的,只有在建立起事业心和责任心的时候,兴趣才有了基础。有些时候,责任心还能建立新的兴趣,这是许多革命家证明了的。我刚进宣传队的时候,根本没有责任心,后来建立了责任心才开始科学地认识文艺的许多属性。我在师大毕业分配时强调了一下自己的创作愿望,后来得到了领导的批准。仔细想来,这并不一定是应该的。其实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曾多次作过否定性的思考。特别是常常想起当时张德馨副校长和胡绍祖教务长找我谈话,让我先把学校的文艺活动先搞起来的情景,很觉愧疚。我分析过自己的历史。在建国初期,在历史需要的社会洪流里,我或者登陆在大学的阵地上,做一个大学生文艺工作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或者分流到文工团的大幕后边,做一个创作员。其实这两者对我并没有本质差异。也许我应该留在师大,我自信在那里可以带出几个大学生艺术团或艺术家,组织出几台好作品。五十多年后回头看,只要我下定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话,我不会比在文工团干得差。当时主要是社会责任心和事业心不足所致。许多先贤都是因为社会需要而立业的。所以我觉得应当向同学们说,择业问题上,兴趣也许不应起主要作用,而对国家和社会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是决定性因素。这也决定了自己怎样写自己历史的事。现在的青年可能觉得国家和社会与自己关系不大,事实上不关注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就很难选择自己能被社会关注的职业。
       有了科学的志向,并不一定能作出科学的成绩。一方面要加强修养增强能力,跟上时代,掌握时代,另一方面要严格规范自己,不去做不该做的事。对于作家来说,只能把人民的意志当做自己的良心。我常常忏悔写过不该写的作品。悟以往之不免,知来者犹可慎。不必去计较待遇上的优劣多寡,倒是应当计较自己劳动的优劣多寡。与其把注意力放在别人得到的东西上,不如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必须创造的价值上。事实上除了自我膨胀的人以外,没有哪一个人真正能作出轰轰烈烈顶天立地的事业,都是无数平凡人集合起来完成的。我们自己所应当做的,只不过是锻炼自己尽可能好地完成自己该做的那部分工作而已。这个“尽可能好”,就要求自己勤奋和持之以恒。
       我多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收《心里早已是春天》里),附在下边,作为本文的补充,供同学们参看,并与同学们共勉。

吕远
2008 年10月5日于北京

附:


我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的


       常有同学问我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和怎样成为作曲家的,我总觉得很难回答,不是因为情节复杂说不清楚,而是因为没有可说的情节。我能告诉孩子们的只有两个字:“志”和“勤”。
       人们从事什么职业,往往是很偶然的。大约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一位我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弟兄每人一只口琴。我就是从口琴那些簧片的音阶里爱上了音乐,终于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就像所有的人都是由于某种偶然的契机走上了某条道路一样,是一种普遍的、共同的偶然现象,不足为训,也无需探究。值得探究的不是怎样走上音乐道路,而是在音乐道路上怎样走的问题。
       前面说过,我从口琴的小孔里走进了音乐世界,随后又学习了小提琴和作曲。那时候学的作品都是西洋的,很迷醉,因而也很崇拜,自然就孜孜不倦地钻研追求。越崇拜越追求,越追求越迷醉,常常拉琴拉到晨昏颠倒的程度。用现在的话说是“够投入”的了。由于不断地追求更高级别的音乐满足,加上一些志趣相同的音乐爱好者的促进,偶有收获,喜不自禁。自己也模仿着写些自我陶醉的乐曲或歌曲,在自己的音乐天国里如痴如醉,有时弄得别人觉得自己精神不正常。从少年到青年,我生活在敌伪统治和中国内战时期,有过许多烦恼、痛苦和迷惘,也常常在音乐中寻求慰藉或得到抒发。更深夜静时堵上窗户,塞住弦板,长歌代哭式地拉两小时琴,可以使自己达到神游太虚而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
       这就是我学习音乐的早期阶段的情形。主要特征是从爱好到钻研,最后立志要做音乐家。当时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功利目的,如果说有,那就是自我满足。音乐是为我而存在的,我只为我的需要、我的爱好、我的满足而学音乐和从事音乐。50年后回头看这一时期,我才知道那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值得肯定的一面,那就是音乐志向和钻研精神,也有不足的一面,那就是我缺少音乐艺术的社会性意识,不懂音乐美的民族意义和大众意义,而只是把它当成了自娱的工具。这阶段里,我在音乐道路上自顾自地跑了一阵,盲目地爬上了一段草丛中的小坡。而当我气喘吁吁地举目四望,这才发现中国大地上车辚辚马萧萧,音乐天地另有一番景象。
       我从小我的音乐天地里走出来,是在参加革命工作之后的岁月里慢慢实现的。1945年冬天,八路军到了临江县,接收了我们学校,但我并不喜欢他们带去的音乐,觉得太土太野。尽管也参加那些歌咏活动和文艺演出,但总觉得那不是真正的艺术,不美。于是就出现了白天伴奏《兄妹开荒》,夜里跑到没人的地方拉西洋乐曲来平衡感情的事情。这种情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终于在革命运动中慢慢认识到音乐艺术的社会意义,体味到民族音乐、大众音乐的感情美和形式美。直到这时我才知道我的音乐不是为我而存在的,而是为我的表演对象存在的。问题是必须使自己与对象的审美趣味、艺术目的统一起来。这实际是把小我的“志”变成大我的“志”的问题。这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历程。50年来我一直在树立着、修正着、巩固着这个为人民、为民族、为大众的音乐事业而尽力的“志”。这里需要对文化遗产的学习,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对社会文化发展的责任心。这是一个直到老死都不能停息的自我完善的过程。
       “志”必须有勤奋努力才能支撑得住,无志不成事,但是无勤不成志。我不大相信人们的天资有多大差异,倒是笃信后天努力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小时候看到别人流利的演奏技术而羡慕不已,总觉得人家是生来就不一样的。但自己发奋练习之后,竟然也可以做到,就十分有了信心。天才不可求,但勤奋谁都可以有。我常常觉得自己笨拙,不像有些人能一挥而就。那就笨鸟先飞,多挥十次就是了。人家逛街时我做习题,人家睡觉我读书,人家慢慢品茶,我喝杯凉水就走,人家走,我跑,总能找出许多时间来进行比别人多几倍的劳动。事实上人脑的劳动能力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开发,只要对大脑各区域使用调剂得当,能量还可以发挥得更多。很多年前我有过多次体会,政治运动中没完没了地白天作检查,受批判,夜里写检查,挖思想,有时连续几昼夜,弄得昏昏沉沉力不能支,但一拿出偷偷创作的东西,马上就来了精神,又能写两小时。我的邻居都知道,我的窗子总有灯光。有些同志知道我多年来睡眠时间很少。这都是我笨鸟先飞的生活方式。自己深知无才,唯勤奋而已,所以我烟、酒、茶一概戒除,换区(脑神经)当做休息,跑路当做锻炼。我相信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弥补人们的天资差异,只有勤奋劳动才能加速社会进程,才能改善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都贫乏的境况。而勤奋不需要寻找和乞求,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权利。我常常想,强调别人是天才,也许是自己懒惰的借口。人一能之己十之,人十能之己百之,有志有勤,鲜有事不成者。战争时期马可同志为了学音乐理论,借书抄下成千上万页,为了学作曲把欧洲交响乐一小节一小节翻译成简谱来分析(那时他还不熟悉五线谱),他不是也写出了《陕北组曲》、《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好作品吗?他比别人多的劳动时间就是从勤奋中获得的。我们都有系统教育的基础,只要勤奋就会有更多成就。不患己不如人聪明,唯患己不如人勤奋而已。每当我感到精疲力竭极想上床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些己律;每当我不想起床或稍懒片刻时,我也会想起这些话语。一想起勤奋的重要意义,我就要霍地站起来去做应该做的事,从而也就会获得由勤奋而导致的高密度的时间,高品位的劳动,髙平衡的心理,乃至高质量的睡眠。同学们未来不妨试试看。
       这就是我50年音乐时间的依据:志和勤。我少年时如果一开始没走弯路,而是有指导地建立起科学的音乐事业之志,如果我后来能更有效地勤奋,我相信我会作出很多成绩,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感到过去的工作有很多遗憾。谨以此文与年轻人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