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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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风雨人生路

发布时间:2014-09-17 点击次数:3021 作者:李铁心   1946教育系

       李铁心,1928年12月8日出生,1947年东北大学(东北师大前身)教育学院毕业后,曾在东北师大任组织科长、组织部长、党委办公室主任。1957年1月任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74年任吉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1978年任吉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1983年任党委书记。1988年至1993年被选为第七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1993年离休。现任吉林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吉林省教授协会副理事长。
       在职期间,曾被授予“长春市劳动模范”、“长春市模范党务工作者”、“吉林省模范党务工作者”、“吉林省先进教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事迹被刊登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头版头条。工作期间发表过一些论文,其中《大学教师思想变化浅析》获得“文豪杯”征文一等奖。

 

风雨之后见彩虹
    
       1946年12月,我来到东北大学(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我没有想到这一次学习竟然使我与祖国的高教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47年,当解放战争的烈火燃遍神州大地的时候,我就开始在东北大学从事党的教育事业了。
       1956年,我当选为东北师大党委副书记,这一年我刚满27岁。面对周围人的惊讶和赞叹,我丝毫不敢怠慢,我深知只有更认真、更细致地做好党交给我的工作,才能回报信任我的党组织。这期间,国务院外交部和中共中央东北局都曾来函调我去工作。作为一个事业上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我何尝不想到外面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呢?但面对成仿吾校长的挽留,我愉快地留了下来。我想,是党组织培养了我,党让我留在哪里,我便留在哪里,发挥自己的一点光和热。
       1966年,罕见的浩劫开始了,一大批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倒,我也没有幸免于难。在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后,1969年我被戴上“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现行反革命”等四顶帽子遣送到农村劳动。
       历史的阴霾总会过去,1974年1月,我从农村回来,重新走上了高等院校的领导岗位。虽然经历过许多波折和灾难,但我心中对祖国的教育事业依然充满着期待。
       1978年,我听从党的安排,出任吉林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那时候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为把吉林工大办成理、工、管相结合的具有国内第一流水平的工科大学而奋斗。
       1987年,机械电子工业部所属高校统考外语,吉林工大的通过率很低,在全校师生中引起很大震动。我多次主持召开领导班子成员会,认真分析原因。我认为外语教学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与近几年来我们的贪大求全思想有关,只想着提高,忽视了基础。我们应该把学校办学的重点放在深化改革、稳定规模、着重提高教育质量上,不能再铺摊子和盲目拔高了。此后,教学质量出现了逐渐提高的好势头。1988年,在国家教委组织的教学评估中,吉林工大有些专业在全国名列前茅。
       曾经有一段时间,高等院校内有一件众人瞩目的“门路”,就是“创收”。我敏感地意识到,如果这个工作搞不好,肯定会冲击学校的教学、科研,甚至会腐蚀教师的思想。如果不加以有效地组织管理,大家都去挣钱,教学质量就难以保证了。于是,我主持召开了党委常委、校长联席会,依靠群众智慧研究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最后决定集中少数人搞创收来解决大部分教师及职工的奖金问题。这样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又改善了教职工的生活待遇和办学条件,稳定了教职工队伍,同时调动了方方面面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我认识到,改革是学校发展的唯一出路。为了学习改革经验,我曾于1984年和1986年先后两次率队到机械部所属兄弟院校考察了解情况,学习兄弟院校的办学思想和改革经验。回校后,我同校长一起抓改革,以改革来促进学校的发展。几年来,吉林工大所进行的教学、科研、管理体制、后勤等各方面的改革都卓有成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和欣慰。
       1989年的4月至6月间,我们的人民共和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动乱。一批批善良的学生在蛊惑人心的口号煽动下,走上了街头。一时间,游行的、绝食的、请愿的,由北京波及全国,又由全国冲击着北京,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当学潮乍起,少数人以悼念胡耀邦同志为名煽动学生闹事时,我觉得“为胡耀邦同志平反是假,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真”。1989年4月26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发表后,我不禁为之振奋,立即组织全校各级党、政领导及师生员工进行学习、讨论,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稳住了学校的局势。
       然而,当赵紫阳同志5月4日的讲话发表后,在吉林工大的校园里却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许多学生为没能在5月4日上街游行而深深地感到遗憾,甚至说“5月4日是吉林工大的耻辱日”。我凭借着多年来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敏感性,闻到了一股不正常的气味。我在剪辑的赵紫阳讲话报纸的空白处写道:“赵紫阳同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给学潮下了错误的结论。”在那些日子里,我整天忧心如焚,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几乎每天都要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市委的指示精神,统一领导层里的思想,研究部署工作,尽全力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
       5月17日,吉林工大的部分学生和少数青年教工打着标语上街参加了游行。此时此刻,许多干部教师,甚至一些多年来从事党的工作的领导干部也有些迷惘了。4月26号的社论正确还是不正确?学生的行动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究竟是应该支持,还是继续做劝阻工作……一连串的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答案,许多人的心情都很沉重。那时候,在校部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中层干部会议,气氛也显得沉闷。很多人木然相对,一言不发,会场静得令人窒息。看到这种场景,我实在难以压抑自己的情绪,不禁拍案而起:“只要相信共产党垮不了的人,就要坚决站出来做工作!”后来有人回忆起来,说那是我第一次冲大家发脾气,很吓人,但当时也是真的感染了大家。
       我曾经在我的读书笔记本上记录了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的一段话:“对付中国共产党只能搞和平演变,而和平演变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我意识到,眼前的一切就是一次危险的和平演变的大演习,是这几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结果,也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们要对国家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尽可能教育更多的学生站在党的一边。我尽量把全校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做学生的工作,组织了几条战线的工作队伍:一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队伍,二是行政干部和骨干教师队伍,三是校部机关的全体政工干部队伍。同时,我组织召开了学校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向他们讲形势,希望他们帮助做工作。
       那段日子,每当外校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工大校园时,我都要带队去西大门做劝阻工作。如果有本校学生上街游行,我就要跟着队伍去做工作,有时在校部值班室等候学生回来。我的心脏一直不太好,那段时间只能把急救药一直放在衣兜里。
       学校民盟的负责人曾找到我,要我给中央写信,敦促中央和学生对话,还有一些学生、教师甚至干部也来动员我。但我认为这信不能写,我们基层党组织不能给中央施加压力,我们要坚信党中央。无奈,我的这些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学生的反感。一些谩骂攻击我的大字报出现了,什么“李铁心把学生运动镇压下去了,他可以到李鹏那里请功去了”,“李鹏会提拔他为奴仆部副部长”,“把李铁心送上军事法庭审判”等等。面对这些,我只有苦笑一声,不予理睬。
       动乱终于平息了,我也终于重新得到了学校里更多人的理解。吉林工业大学,由于在这次动乱中为稳定吉林省的局势作出了贡献,多次受到省、市领导的赞扬。许多学生家长给学校来信表示感谢,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是李书记保护了我们。”看见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曾经有一段时间,高校内流传着一首顺口溜,称长春市的“四大贬值”是人民币、君子兰、党委书记、辅导员。一些党务干部纷纷找出路,准备来个“胜利大逃亡”。对此,我曾经焦虑过,也苦恼过,却从未想过动摇和退缩。我坚信,只要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坚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就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1988年,校第八次党代会后,我连续四次召开全委会,专题研究加强党的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又写了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当时,有一些实行校长责任制的学校,对党委工作部门进行缩减。吉林工大也有人提出取消学生处、宣传部等部门。对此,我表示强烈的反对。我认为,越是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教职工、学生的思想问题就越多,思想政治工作就越要加强。在我的坚持下,吉林工大党委职能部门一个也没有取消。我还创造条件为符合条件的政工干部评定相应的职称,使政工队伍相对稳定。

风雨同舟情谊深
    
       我一直认为,密切联系群众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一直身体力行地坚持做好群众工作。
       记得“文化大革命”之后,一摊残局,百废待兴。在高校中主要表现在教师比较动荡,很多知名教师、学者都愿意往南方走,呈现出一种大规模的教师资源“南流”现象。他们认为东北天时地利不是很好,在东北每年得穿半年以上厚衣,更重要的是教师的工资也比南方低很多,再加上南方很多学校来东北的大学挖人,当时的吉林工大就是一个重点挖掘对象,情况较为严重。
       面对这种情况,我清醒地认识到办好高校的关键是人才,高校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留住人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我决定立即着手做教师的思想工作,既然那些想走的教师们强调的是东北的天时地利不如意,那就找出东北的优势打动他们,在“人和”上下工夫,认真地解决他们的困难。
       下定了决心以后,我就每天利用闲暇时间到教师家去走访慰问,并了解每位教师家里的具体困难。秦维谦教授是国内拖拉机行业的专家,他当时和我很谈得来。有一段时间,他家境困难,父亲一人住在苏州老家,身患重病。秦教授很想回苏州,照料老人。我舍不得让他走,跟他说:“老秦,留下来吧,你家里有困难,组织会帮你解决。”为了留住他,我跟校长商量,让他回苏州照顾父亲,并告诉他,什么时候老父痊愈了再回来,我还派人到苏州去探望过秦教授父子。后来,秦教授的父亲病故了,他处理完后事,便回到吉林工大。
       郭作扬是工大的一位有才华的教授。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在监狱中一关就是22年。后来我派人把他从甘肃的监狱中接了回来。从此我们成了知心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探讨对学校各项工作的看法。郭教授和妻子长期两地分居,组织上想把他的妻子调来,但因他的妻子住不惯东北,多次劝他调回无锡。他总是摇头,说:“知识分子追求的是事业,是精神上的愉快。吉林工大有我信得过的领导,我要把微薄的力量献给工大!”我感谢他的这份信赖。
       徐秀强是吉林工大著名教授徐乃祚的儿子。1979年,在为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的时候,是否给徐乃祚改正,无论是学校还是省、市,意见都很不一致。我派工作人员多方作了调查,终于澄清了事实,为徐乃祚平了反。徐教授的冤案解决了,可受株连的小徐还一个人生活在白城。我签字并请市里批准,把徐秀强调到了吉林工大,还给他补助了一笔生活费用。小徐回到工大后,工作认真负责,不久便转了干,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徐家父子问题的解决,在吉林工大影响了一大批人,广大职工由衷地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提高了工作的积极性。
       我的家里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有教授、学者、党政干部,也有普通工人。无论谁来访,我都热情接待,有时候一谈就谈到十一二点钟。赶上分房子或评职称,来访的客人更多,只好把这些同志请到卧室里等候。妻子担心我的身体,但这些人来找我,就说明了对我的信任,我怎么忍心将他们拒之门外呢?
       每逢元旦、春节等团聚之日,我会带领有关部门的同志到教职工家中走访。1983年以来,我平均每年走访70多家。职工生病,我都会到医院探  视,对于去世的同志和家属,我都抽时间前去向遗体告别,有时候还帮忙为死者整容,穿寿衣,抬灵柩。
记得副校长、建校元老梁绪修同志逝世后,我为老校长整容,将遗体抬上灵车,又亲自护送老校长的遗体到殡仪馆火化。那时我的心中满怀悲痛,与老校长一起工作的一幕幕都浮现在我眼前。
       校团委29岁的干事孙占生患胃癌已经停止呼吸了,眼睛却还睁着,我把他的眼睛轻轻地合上,并亲自为这个农民的儿子穿衣服,抬灵柩,为这个英年早逝的青年感到由衷的惋惜和悲痛。
       还有许许多多曾经跟我一起走过风风雨雨的同志们,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不可能做好我的工作。几十年了,我们风雨同舟,携手合作,这份感情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相信我们都会铭刻在心底。



    时代风雨铸英雄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而大学生作为有知识的青年更应该担当起让祖国富强昌盛的重任。我们的工作就是为党培养这些有志青年。
我做了一辈子党务工作,党的工作千头万绪,在学生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意义重大。我认为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和形成时期,发展和培养党员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经历了这个过程,大多数人才会真正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因为学生流动性大,不同于工厂和机关发展党员,大多数学生成为党员后就离校步入社会了,而新的一部分同学又会成为培养对象,培养学生党员是一个长期不间断的工作。我经常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时间与发展对象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从选择积极分子到重点培养,再到预备到转正,培养一名党员贯穿大学的整个过程。
       我很乐意与青年人交朋友,我觉得这是一种双赢:自己掏出心肺与青年做朋友,为他们服务,他们的思路和精神状态也能很好地激励自己。一辈子都在高校和学生打交道,收获良多,我无悔于自己的选择。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希望新时代的青年们都能准确地把握时代的脉搏,用自己的勇气和信心磨炼好自己的翅膀,然后去搏击长空,奏响时代的最强音。